曾与“知青”为伍

                  作者：任建华

 1974年元月，我从阜阳县王店中学高中部毕业，怀揣着对家乡的深情，毅然回到故土投身农业生产，成为一名光荣的回乡知青。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王店公社王寨大队迎来了一批朝气蓬勃的下放插队知青。他们被分配到两个知青点：王寨寨内知青点和北楊庄楊南知青点。

寨内知青点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才俊：有阜阳本地的倪锦萍、海云、彭丽和张红，有来自山东青岛的孙青萍，还有来自大都市上海的陈玉萍，以及林惠芳等同志。而楊南知青点则主要由阜阳本地的优秀青年组成，包括锁玲、韦玉、李永红和张素梅等人。

这段知青岁月，不仅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足迹，更见证了城乡青年在广阔天地里的共同奋斗与成长。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下放知青们，各自带着不同的家庭烙印走进乡村。他们中有干部子弟的沉稳持重，有工人家庭的朴实勤恳，也有书香门第的温文尔雅......淳朴的乡亲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些从大城市飞来的金凤凰，个个品貌出众、才华横溢，小小的王寨终究只是他们人生旅途中的一处驿站。尽管大伙儿都说王寨山好水好人更好，可谁都明白，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比不上他们魂牵梦萦的故乡。看着这些离家的孩子，乡亲们心疼得紧，大队特意抽调最细心的社员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那份小心翼翼的呵护，就像对待珍贵的青花瓷一般。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用瓷砖作比，道出了两种知青的天壤之别：下放知青如同镶嵌在灶台上的瓷砖，备受呵护；而回乡知青则像贴在茅厕的砖块，默默承受。这番比喻虽显粗粝，却道尽了现实的无奈。作为回乡青年，我们只能将那份羡慕深深埋藏，在田间地头的劳作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群众专政的浪潮席卷全国，从县城到公社，直至最基层的大队组织，都设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那些群专队员们戴着鲜红的袖章，手持木棍，神情中透着几分威严与自豪。我们王店大队也不例外，在建立群专指挥部的同时，还组建了一支大批判宣传队，并设立了文艺创作组、美术组、缝纫组、铁木业组等多个功能小组。这些小组的成员中，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占据了重要位置。

我有幸与这些知青们朝夕相处了整整两年（1974年至1975年）。作为回乡知青的一员，我与刘彦民、罗来英、刘彦军、张洪芬、张尔霞、余连珍、张秀南等同伴一起，积极参与大批判稿的撰写工作。每天按时到大队签到的工作制度，让我与来自上海、合肥、阜阳等地的知青们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我们相互学习，密切合作，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亲如姐妹，情同手足。

这段与知青姐妹们共同度过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些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成为我生命中永不褪色的印记。这段特殊的历史经历，不仅见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更铸就了跨越城乡、超越血缘的真挚情谊。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我们王寨大队的大批判宣传队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更名为"王寨大队文艺宣传队"。这支扎根农村的文艺轻骑兵，始终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践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群众文艺创作之路。

宣传队的日常是充实而忙碌的。白天在大队部紧张排练，晚上则要奔赴各个村庄、田间地头为群众演出。即便是在尚未通电的偏远村落，我们也会点亮汽油灯，为乡亲们献上精彩的表演。每到一处，队员们分散到老乡家里吃"派饭"，演出结束后常常已是深夜时分。就这样，我们每年坚持演出近300场，足迹遍布周边公社和兄弟单位。

辛勤的付出终获回报。我们的演出逐渐声名远播，先后迎来安徽省群艺馆、文化馆，以及阜阳地区、阜阳县各级领导的现场指导。作为宣传队的创作骨干，我不仅参与演出，更负责文艺创作工作。通过参加县文化馆的创作培训，我陆续创作了相声、数来宝、三句半、表演唱等多种形式的曲艺节目，深受群众喜爱。1975年秋，我创作的小戏曲《志绘蓝图》在阜阳地区群众汇演中荣获二等奖；编写的《群众文艺演唱材料》被县文化馆收藏。这些成绩让我荣获"文艺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宣传队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

更令人自豪的是，我们美术组创作的书画作品被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王寨大队更因"诗画上墙"的特色被命名为"农民画之乡"。回乡知青张南和下放知青海云，就是从这支队伍中走出的知名画家。回望这段岁月，我深深感恩与这些知青姐妹们的相遇，正是这段共同奋斗的经历，铸就了我们深厚的友谊，也成就了彼此的艺术人生。

那段青春年少的岁月里，我们这些知青在宣传队的历练中迅速成长。思想的进步让我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先后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其中，下放知青海云同志不仅入了党，还当选为王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来考入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深造，最终成为民族中学副校长。我和一同回乡的刘彦民、张尔霞等知青也相继入党，我有幸担任王寨大队团支部书记，后来也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

最令我难忘的是1976年农历九月十六日那个喜庆的日子，我的婚礼由下放知青彭丽（阜阳）亲自操办，宣传队不仅为我们主持了传统的拜堂仪式，还献上了一场精彩的专场文艺演出，这份情谊至今想来仍倍感温暖。

随着招工政策的落实，知青们陆续返城工作。上海知青陈玉萍率先回到故乡，合肥知青林惠芳、彭丽回到阜阳。在返城大潮中，阜阳知青倪锦萍进入工厂，韦玉在农业银行任职，张弘和张素梅分别进入丝绸厂和化肥厂，孙青萍回到青岛从医，锁玲大学毕业后成为阜阳市财政局的国家干部。2021年10月，锁玲邀请当年宣传队的老战友们在阜阳伊斯兰堡大酒店重聚，半世纪的情谊让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正如诗云："久别良朋聚，欢歌笑语频。秋深霜染鬓，杯举又芳春。"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知青情谊，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今朝故友喜相逢，把酒言欢意更浓。莫叹芳华随逝水，人生快意且从容。

2025年4月14日，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锁玲与几位知青老友重返当年插队的故土——颍州区王店镇王寨村北楊庄。漫步在熟悉的乡间小路上，往昔岁月如电影般在脑海中闪回。与乡亲们重逢时，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让每个人都热泪盈眶。颍州晚报以《看不完的风景，道不尽的故乡情》为题，深情报道了这次感人至深的返乡之旅。

时光荏苒，自那次重逢后，我与这些知青老友便再未谋面。作为亲历者，我深深体会到，知青一代对人生艰辛的理解远比后来者更为深刻，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更为坚韧。"知青"这个称谓，早已超越了字面意义，成为那段特殊岁月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勋章，见证着我们在艰难岁月中淬炼出的独特品格与人生智慧。

在那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岁月里，父亲总爱念叨"艺不压身"这句老话。可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常常陷入迷茫：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继承父亲的厨艺衣钵？可我对锅碗瓢盆实在提不起兴趣。虽然语文老师常夸我文笔不错，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夸赞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写的那些新闻稿、论文稿，能换来实实在在的工分吗？

然而，即便前路未卜，我依然执着地热爱着文字。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村青年，我选择了最艰难却也最纯粹的文学之路。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从业余文学爱好者到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再到阜阳市作家协会、颍州区作家协会会员，这条布满荆棘的创作之路，见证了我用文字书写的逆袭人生。每一个脚印都浸透着汗水，每一份收获都凝结着坚持，这就是我用笔墨丈量出的生命轨迹。

       附作者简介：

    任建华，男，1954年6月6日出生，安徽省阜阳市人。中共党员，小教高级。本人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会员，阜阳市诗词学会理事，阜阳市作家协会会员，颍州区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与多家诗词刊物、网络平台，并数次获奖，著有巜任建华作品文选集》、《建华诗韵》。

（2O25年5月8日写于家中寒舍。）

附散文评论：

任建华先生的《曾与“知青”为伍》是一篇饱含历史褶皱与生命温度的知青叙事，以独特的双重视角——既是回乡知青的亲历者，又是城乡青年互动融合的观察者——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特殊风貌。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它跳脱了传统知青文学中“苦难叙事”或“理想主义”的单一框架，以平实而鲜活的笔触，构建了一幅知识青年与乡土中国共生共荣的多元图景。

‌一、城乡青年的历史镜像：双重身份的撕裂与弥合‌

作者以“回乡知青”这一特殊身份切入，敏锐捕捉到知青群体内部的阶层分野。贾平凹“瓷砖与茅厕砖”的比喻，赤裸裸地撕裂了城乡二元结构下知青命运的荒诞差异：下放知青享受着“青花瓷”般的呵护，而回乡青年却在故乡的土地上承受着更沉重的生存压力。这种身份的双重性，使文章超越了简单的集体记忆书写，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的微观标本。

在“群众专政指挥部”“大批判宣传队”等时代符号的映衬下，作者揭示了城乡青年如何在意识形态规训与现实生存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无论是下放知青的文艺创作才华，还是回乡青年的本土生存智慧，最终都被整合进“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框架中，成为特殊年代维持乡村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这种看似悖论的融合，恰恰印证了中国乡土社会强大的包容性与改造能力。

‌二、文艺赋能的集体突围：乡土中国的另类启蒙‌

文章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对“王寨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深情追忆。这支“汽油灯下的文艺轻骑兵”，以每年300场演出的高强度实践，重构了乡村文化生态。从相声、数来宝到小戏曲《志绘蓝图》，从书画上墙到“农民画之乡”的诞生，看似政治任务驱动的文艺活动，实则悄然孕育着民间美学的觉醒。这种集体创作既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也成为乡土社会自我表达的载体，暗合了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在文化层面的韧性”。

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创作成为打破城乡隔阂的密钥：下放知青带来的城市文化养分，与回乡青年深耕的乡土审美传统，在“诗画上墙”的实践中碰撞出独特的艺术火花。海云、张南等画家的成长轨迹，印证了特殊历史情境下艺术启蒙的另类可能——当政治运动的外壳褪去，真正留存的是民间艺术生命的勃发。

‌三、个体命运的沉浮与超越：在时代夹缝中生长的文学性‌

作为自传性叙事，文章最珍贵的或许是作者对自身精神轨迹的诚实解剖。那个在“锅碗瓢盆”与“文字工分”间彷徨的农村青年形象，恰是千万回乡知青的缩影。当“新闻稿换工分”的现实考量与“执着热爱文字”的精神追求激烈碰撞时，作者选择以文学作为对抗虚无的武器，这种选择本身便构成了对特殊年代的精神突围。

从民办教师到作家协会会员的蜕变，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史诗，更暗含着一个时代的隐喻：当政治浪潮退去，真正支撑生命意义的，恰是那些看似“无用”的文学坚持。文中反复出现的“工分”“招工政策”等符号，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的身份形成张力，揭示了个体如何在历史洪流中守护精神火种，最终完成从生存哲学到生命诗学的升华。

‌四、历史褶皱中的温暖叙事：重新定义“知青精神”‌

相较于伤痕文学中对知青经历的悲情化叙述，任建华的回忆呈现出难得的温情底色。无论是乡亲们对待下放知青“像呵护青花瓷”的细节，还是宣传队员分散吃“派饭”的场景，抑或锁玲半个世纪后组织的老战友重聚，这些饱含人性温度的记忆碎片，重构了我们对“知青”概念的认知——它不仅是历史强加于一代人的命运烙印，更是在极端环境中绽放的人性之花。

文章结尾“莫叹芳华随逝水，人生快意且从容”的豁达，与“精神勋章”“独特品格”的自我定义，标志着一种超越性的历史观照：当我们将知青岁月置于更广阔的生命维度审视，那些曾经的困顿与挣扎，终将在时光的淬炼中升华为理解中国、理解自我的精神密码。

这篇散文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知青史提供了皖北乡村的田野样本，更在于它提示我们：真正的历史记忆，应当既有大时代的风雷激荡，也有小人物的人间烟火；既要记录命运的车轮如何碾过个体的身躯，也要珍藏那些在裂缝中生长的希望之花。这种叙事伦理，让《曾与“知青”为伍》成为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构造的重要文本。

                             编辑：傅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