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画 

七二年腊月二十三这天，早晨一开门，便见悄无声息地下了整整一夜的鹅毛大雪给田野、村庄，盖上了厚厚的雪被。放眼望去，大地一派银装素裹，分外妖绕。按照父亲昨日的吩咐，叫我今天赶李集卖他用两张红纸背面画的老虎画。李集离俺庄有十里地，方向东南，地理位置很偏僻。此时的我，不过十二三岁，让我孤身一人去那么远的的集上卖画，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一是路远；二是不知画怎么卖。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不去也得去。母亲也跟着劝：“去吧，眼看就到年了，家里连一分钱都没有；断几天的盐了，连祭灶的小炮都没钱买。赶李集能把这两张画卖掉，割不起肉，能称二斤细粉买块豆腐，大年初一包顿素饺子吃，也算过年了呀.....”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以为一夜的大雪会让父亲打消让我赶集卖画的念头，暗自窃喜不已。可谁曾想吃过早饭，我刚丢下饭碗，父亲竟催促我赶紧去卖画。我不满地嘟囔道！：“地上这么厚的雪，赶集的路都叫雪埋住了，我找不着路咋赶集？天还冷，谁赶集？集上没人，画卖给谁去····“父亲火了，指着我训斥道：“你就会找客观原因！”我怯怯地回了一句：“那你不能去吗？非叫我去·····”我的话一出口，父亲顿时怒不可遏，飞起一脚把我踹倒在雪地里，不等我爬起来，他顺手抄起靠在墙根的粪铲子，抡起粪铲把朝我腰上、屁股上、腿上，疯狂地夯了下来。粪铲把重重地落在我身上哪个部位，我本能地用手去捂哪里。可下手打人从不管轻重的父亲，竟一粪铲把敲在了我左手手背上。瞬间，一阵钻心的疼痛痛彻心扉，我的小手面上立刻青紫肿胀起来，血死一片。我发出了凄厉的惨叫。都说大人打小孩，越打越有火，越打越收不住手。此刻的父亲正是基于这种心态吧，我的哭喊，哀嚎非但没有让他停手，反而更激起父亲心中的怒火，下手越来越重了。我瘦弱的身躯经不住父亲的无休止击打，边哭边求饶道：“哎哟爸呀.....别打啦，我不敢跟你顶嘴了······我去赶集卖画.....”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认为我胡扯八道，夸大其辞，恶意诽谤老爹，世上哪有亲爹打儿子下死手的？是的，不错。那是因为您不了解我父亲的历史，当您了解了他的过往，您便会认为我所言不虚了。

我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第二十一期毕业生。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胡宗南王牌三十六师炮兵部队，历任排长、连长，代理十九天副营长，直至后来溃败到成都机场，准备乘飞机逃往台湾时，被兵贵神速的解放军包围俘虏。六九年，父亲因历史问题从凤台手工业管理局被清洗回乡，我们全家随父亲从凤台下放到老家阜阳县王店公社。在多少个风雨交加和风雪交加的深夜，父亲总会向母亲提及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如何严厉惩治殴打手下士兵的。父亲说有一次部队出操时，有个士兵表现松垮，他一言不发，绕到队列后面举起枪托，用尽全力朝那个士兵腿上砸去。那个士兵惨叫着倒在了地上，半个月都站立不起来。父亲说还有一次，有个士兵敢和他顶嘴，他立即命令几个士兵上来，把那个和他顶嘴的士兵按在地上打二十军棍。手持军棍的是一个副班长，出于对士兵的同情副班长下手较轻，父亲看出猫腻，立刻夺下军棍，反于重抽了那副班长几军棍。看看吧，我父亲就是这么残暴的一个人。

父亲讲述的另一件事，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没忘记。父亲讲他任连长时，部队驻扎在潼关，连里有两个士兵开小差了，后被捉回。一天，全团出过早操，便在操场西北角挖了一个大坑。团长命令父亲交出那两个逃兵。两个逃兵都很年轻，十八九岁光景。两个年轻人被押出队列后，知道不能活了，拼命地向我父亲及父亲手下的排长们哭喊着求救：“连长呀，排长呀救救我的命呀······”可是，我父亲无动于衷，冷漠观望。随着“砰砰！”两声枪响，两个年轻生命瞬间消失，躯体重重跌入大坑中······是国民党军队塑造出我父亲的军阀作风，蛮横冷酷的性格。我投胎于这样的父亲名下做子，未成年之前能不饱受皮肉之苦吗？

在我的苦苦求饶下，父亲终于停了手。我从雪地爬起来，带着一身的雪，夹起早已卷好的两幅画，一边哭一边一瘸一拐地出了庄。

灰蒙蒙的天空中，时不时有零星的雪花飘落下来，白雪茫茫的原野里，皑皑白雪覆盖住了麦田，野沟和通往李集的蜿蜒小路。赶李集的小路已找不到了，凭着赶过一次李集的记忆，我蹚着时而腿肚子深，时而膝盖深的积雪，斜插花一直向着东南艰难跋涉而去。我没有帽子戴，刺骨的寒风吹得我头疼不已，耳朵冻得像刀割，两只小手冻得像红萝卜，猫咬一般疼；尤其受伤的左手，更是“霍霍”地跳着疼。我脚上没有穿胶鞋或棉鞋，仅穿着一双分别露着大拇趾的破球鞋。冰冷的雪灌进鞋里化成水，脚底下冰凉冰凉的，脚趾头冻得像要掉似的疼痛难忍。遇到横亘在面前的小沟我绕过去；碰到挡在面前的村庄我穿过去。有时一个不小心滑进都是积雪的小沟里，我只得艰难顽强地爬上来。渐渐地，后背上冒汗了，可当我走累了，停下来稍事歇息片刻时，身上的汗一凉，冷风一吹，如同一盆凉水浇在我的后背上，冷得我瑟瑟发抖。因而，我不敢停下来，无数次跌倒在雪地里，又无数次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前行。与此同时，腿上被父亲毒打所至的伤痛，也在无情地折磨着我，每迈出一步都举步维艰。别人家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此时此刻应该在庄里堆雪人、打雪仗，可我却带着一身的伤痛，冒着严寒踽踽独行在茫茫雪原上赶集卖画筹钱办年。想到这些，委屈的泪水又溢满眼眶。

我痛恨父亲，也迁怒于母亲。我们家之所以穷困潦倒到今天这种地步，可以说全系母亲一人所为。当初全家下放时，政府给了一笔不菲的下放费，足够全家五口人两年的生活开销，怎奈母亲当年三伏天在生产队干活时染上了热毒，左乳房上起了个恶疮。乡里治城里治，差一点要丧命。一连治疗了几个月才算好，而下放费已花的所剩无几了。然而，祸不单行。次年的伏天，母亲的后脑勺上又起了一个恶疮-----“砍头疮。”俗话说：病怕没名，疮怕有名。漫漫长夜里母亲被恶疮疼痛的夜夜睡不着觉，哭叫不止。不过还好，最终经过大半年的治疗，母亲的恶疮总算治愈了，可昂贵的医疗费用已让家里债台高筑，一贫如洗。所以说，如果不是母亲两次长疮，俺家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穷到如今的家徒四壁、囊空如洗。

我在雪地里边艰难地移动着，边在心里怨恨着父母。天上没有太阳，因而我也不知道啥时辰了。但等我跌跌撞撞地赶到李集西头时，看见家家户户炊烟袅袅，我这才知道天已晌午了。此时的我，心里不由暗暗叫苦：天晌午了，意味着罢集了，集上没人了，我手里的画还卖给谁去？就在我愣神的当儿，突然，一黑一黄两条壮硕的恶犬，眦着牙，眼露凶光，狂吠着向我扑来。我吓得魂飞魄散，惊恐万分地大叫了起来。我本能地挥舞着手中的画卷，以抵挡恶狗的攻击。哪知那条黑狗竟一口咬住花卷的那一端，用力摇了几下脑袋，“哧啦”一声画卷被撕扯下几张碎片；而那条黄狗却直扑上来，对着我的腿张口就咬。千钧一发之际，忽然身后响起一位妇女的喝斥声“死狗！”紧接着一铁锨重重拍在黄狗身上，黄狗惨叫着跑开了，黑狗也心有不甘地吓跑了。惊魂稍定的我，这才看清楚一位比我母亲年龄要长，身材不高，长相富态，圆胖的脸上一双眼睛显得慈祥和蔼，留着短发，衣着有模有样不像农村妇女的大姨。我待心情平复后，注意力这才转移到那两幅画上，一想到画被狗撕咬烂了再也卖不掉了，家里过年也没指望了，回到家又免不了挨父亲的打，我不由难过的抽泣起来，“孩子，别哭别哭，”这位大姨安慰道，“红纸又不贵。”我抹了一把泪，止住哭泣说：“红纸背面是俺爸画的老虎画，叫我拿来赶李集卖的。”大姨说：“这冰天雪地的哪有几个人赶集，现在早罢集了，你的画还卖给谁去？你看你这画也烂了，卖也卖不掉了。”大姨的话让我彻底绝望，止不住又流泪了。忽然大姨惊呼道：“哎呀，孩子，你这手咋弄的？”我哽噎着说：“是我爸打的。”“因为啥？”大姨关切地问。“他叫我赶李集卖画，我不想来。”说着，我捋起裤腿让她看我腿上的伤。当大姨看见我两条腿上都有几大块带瘀血的伤痕时，不由心疼地说：“天下哪有你爸这样的狠心人，叫小孩卖画也得等到晴天呀。”我伤感地说：“家里没一分钱了，连今晚黑祭灶的炮都没钱买。画也没卖掉，又叫狗咬烂了，我回家又该挨打了······”说着说着，我又哭了。大姨想了想，怜爱地说：“孩子，别再哭了，你看你眼都哭肿了。放心吧，你的画姨给你卖。”“真的？”我惊喜地瞪大眼睛问。大姨微笑着点点头。这时，大姨看见我的球鞋湿透了，棉裤也湿了半截，和蔼地对我说：“孩子到姨屋里暖和暖和。”我身后就是大姨的家。大姨的家是一明两暗的三间土坯房，堂屋当门摆着大桌子条几和两把老式椅子，屋内十分整洁。屋子中间还放着一个烧着木炭的火盆。一进到屋，顿感猛一暖和。大姨关爱地说：“孩子，你坐下烤烤火吧。”随即又问：“你家离这远吗？”“远，”我说，“有十多里。”大姨轻轻叹了一声，心疼地说：“你还是个小孩，地上这么深的雪，你还蹚这么远的路，怪可怜的。”说着，从我手上接过画，瞄了一眼，顺手放在条几上。问：“你家大人讲这两张画要多少钱吗？”“十块，八块也行。”我答。大姨点点头。就在这当儿，打门外进来一个十五六岁，头上勒着绿头巾，身穿紫袄黑棉裤，脚穿白靴，两只杏眼扑扑闪闪的小姑娘。她一眼瞅见我便笑意盈盈地咋唬道：“妈，咱家怎么来了个小要饭的？”大姨瞪了闺女一眼，嗔怪道：“多大的妮子了，这么不会说话。”“好，我说错了。”闺女一吐舌头，调皮地说，“是来了个小卖油果的。”大姨扬起手要打闺女，可手举起来了，却不知打闺女哪里，而闺女嬉笑着就势搂住妈妈的脖子，在她脸上猛吻了一口。

说实话，从我的衣着和形象上看来，真与要饭的、卖油果的无异。我穿的小棉袄又旧又脏，特别是胸前与两只袖口处，油渍光亮，硬得像剃头匠的磨刀布；头发呢，又长又油又乱；脸上也皴的净是蚂蚱口子。所以，人家闺女对我的称谓还是确切的、恰当的。

在我烤火的当儿，这位大姨拉开抽屉在里面找着什么，扒拉几下后，对闺女说：“桂英，把你的钱找给我三块。”“妈，你要钱干啥？”桂英问。“把你这个小弟弟的两张画买下来。”桂英看了看还卷着的那两幅烂画，不屑地说：“买画干啥，想买年画到街上买印的样板戏画。”大姨使了个眼色，娘两个走进屋里耳语一阵才出来。我敏锐地觉察到，从屋里出来的桂英神情与刚才大不一样了。她走到我跟前，目光柔和地看我手上的伤，又掀起我的裤腿看我腿上的伤。桂英怜悯地说：“哎呀，你这个小弟弟真是可怜呀······”说话间，大姨从兜里掏出钱来，递到我手上，说：“孩子，这是你的画钱。”我接过钱，见是十二块钱，急忙说：“给多了，我不能要。”大姨摆摆手，说：“拿着吧，孩子。”桂英莞尔笑道：“那两块钱是姐姐给你的。”“谢谢姐姐！”我感激地说。

我要走时，大姨又把她儿子不穿的一件旧棉袄和一双棉鞋找出来，用一块蓝布包好，让我带着。我婉拒大姨母女俩留我吃饭的邀请，拎起包袱要走了。她们娘俩送我到门外，我眼眶湿润，感激地说：“谢谢大姨，谢谢姐姐，我们家过年有钱了，我也不得挨打了······”大姨最后叮嘱我：“路上小心，以后再赶李集，别忘了来家玩玩······”我点头答应道：“一定来。”然而，谁能想到，这虽然是和她们母女俩第一次见面，竟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家里有了十二块钱，足令我们过个像样的年了。割五斤肉不过才三块五毛钱，买细粉豆腐、油盐酱醋，也用不了几块钱。置办齐年货，家里居然还剩下一两块钱。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在以后的日子里，父母时常对我说：是人家娘俩好心帮助咱，有意买咱的画，让咱家走出了困境，渡过了最艰难的年关，等咱手里有钱了一定买上谢礼，瞧看人家，报答人家的恩情。可那曾想，我们家一穷就是四年。怎么能不穷呢？母亲体弱多病不能下地挣工分；父亲因历史问题经常戴着白袖章干义务工；我们兄妹几人又小，且还在上学。队里年年分的粮食不够吃的，还得打款给队里。因此，我久有的前去报恩的愿望一直不能实现。尽管几年来，我没能和桂英娘俩见上一面，可她们的音容笑貌，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们家贫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七七年底，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重返凤台工作；我也因高中毕业到大队新组建的农科网出任会计。家中的经济条件好转了，我第一个心愿就是去李集看望那位大姨和姐姐。

那是阳春三月一个南风拂面，布谷声声的上午，我带领农科网饲养组的两个饲养员赶李集买豆饼。公私兼顾的我，一想到久有的报答恩人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内心按耐不住的激动兴奋和隐隐的忐忑不安。一路上，那位大姨和小姐姐的身影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几年不见，她们娘俩现在怎么样了，一切都还好吗？

然而当我站在那令我即熟悉又陌生的三间土坯房前时，那年踏着积雪来卖画的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旧地重返时，我家已今非昔比，想起那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老话，不由感慨多多，思绪万千。但是，尤令我大失所望的是，那位大姨的三间土坯房已显破败，铁锁锁门，门前枯草凄凄。很明显，房屋的主人早已不在此居住了。唉，这是怎么回事？打发走两个饲养员先去粮行里交易，我带着满腹疑问急去旁边的邻居家打听。

男邻居介绍道：那位阿姨姓李，也是下放户。她以前在城里曲剧团工作，会唱曲剧和豫剧。李阿姨老家在河南新乡，在老家她有一个打日本鬼子时，一次同鬼子拼刺刀中失去一只胳膊的父亲。为了照料独臂老爹的生活，李阿姨母女俩的户口迁回新乡，应该是前年冬天迁走的吧。“那您知道李阿姨的户口迁到新乡哪里了吗？”我急忙追问。男邻居摇摇头，说：“这就不知道了。”我顿时感到一阵失落。心中充满了难过愧疚与自责。如果说，这几年来，我一直为欠着李大姨的恩情没有报答而寝食难安，心债难偿的话，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这种人情债重如山的心理负担将伴我一生。

唉，说来说去，这不都是贫穷所导致的吗······

屈指算来，迄今五十几年已过去，李大姨无疑成为耄耋老人，或许已仙世，而桂英小姐姐也该步入古稀之年了吧。爱乌及乌。在我的人生和生活里，本与新乡没有任何瓜葛和交集，但有于我家有恩的两位恩人居住在那里，因而，我也对遥远、陌生的新乡倍感熟络、亲切与亲近。

李大姨和桂英小姐姐，实在抱歉，我欠你们的人情债，此生是还不上了，现在我只能向着新乡方向为您们娘俩深鞠一躬，以示对您们当年的救助聊表谢意。

啊，李大姨和桂英小姐姐，我将永远感激您们，铭记您们。祝您们娘俩健康长寿！

                     （邢克铭/文）

                    2025年1月28日

                     编辑：傅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