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主要职责观

——浅论当下部分作家存在的问题之五

             春又来

近日在手机里，听并看到关于原《人民文学》主编、现任中作协副主席的李敬泽老师的一段视频，其作品笔者读得不多，也没有太深的记忆，对视频内容不好评价。而由其引起笔者对一个相关问题的思考，则是不吐不快。

这就是，我们的相关作家，即各级作协及其相关领导人，也就是各级各类在作协任职的大作家，尤其是专职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是什么？笔者认为作协及其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或者说其主要职责之一应该是尽心尽力地服务于广大的基层写作者。这个职责原本是我们的好传统，而现在应该是被淡化了，被漠视了，甚至可以说是被慢慢丢失了，也可能已经丢失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职能是得到了很好发挥的，才得以出现一批在文学界以及社会上影响挺大的作家，如分别写出《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的王蒙、写出《活人塘》的陈登科、写出《高玉宝》的高玉宝，及写出《班主任》的刘心武、写出《乔厂长上任记》的蒋子龙、写出《陈焕生上城》的高晓声等。当然，这两个时代出现的新作家、大作家自身有着过人的文学才华与我忘的创作激情也极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秦兆阳、赵树理、郭永江等先辈大作家的发现与扶着，以及开国元帅罗永桓对高玉宝的亲自关心，估计解放初期的不少作者的文学之路应该不会这么顺畅，甚至可能会夭折。

再往远里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等人的厚爱与提携，才涌现出了萧军、萧红、柔石、张天翼、沙丁与艾芜等一大批作家，他们才能够在文学上更好地成长，并产生较大的影响，文学界才能更好地人才辈出，才能够更好地繁荣我们的文学与文化。

而我们当下的作协，以及从事相关单位工作的负责人与其任职者的人，如各种文学杂志编辑部、各类出版社及其编辑们，却已经有些人被经济利益与个人利益所绑架，置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不顾，一心直想着如何赚钱，一心只想着自己如何多发表作品、多出书。于是乎钱字当头，个人发表作品与出书重要，把自己本应该服务读者与作者的职责抛在脑后，或者说不能尽责尽职履行自己的职责。好多出版社只管把大量的刊号成批卖出去了事，置自己的职责而不顾，大收文化改革政策给与其的特权红利；编辑兼作家们则相互抬轿子，相互发表作品，要么搞有偿发表作品，也就是采取增刊等办法巧妙地收钱发表作品。如果笔者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去年或前年某国家顶级文学杂志社曾因此而被罚款，网上也炒得很热。

再如，为了解决基层作者出书难的问题，各级宣传部、文联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相关帮扶活动，而真正可以得到帮扶的基层创作者则寥寥无几。笔者认识一位曾经得到帮扶的作者，特意向其祝贺与请教，其喜忧交加地说，经过自己好多年努力与奔跑，他才得到一个免税出书的名额，却耗费了自己很大的精力，并没有少花多少钱。也有人对笔者直言，这条路也不太好走，毕竟是僧多粥少，而且有时也讲歪门邪道。笔者听后哑口无言，作为无名之辈，还是自己不断努力吧，要么就权当是一种爱好，消遣消遣时间吧。

笔者的一位文学好友曾感慨地说，五年多来，他写出了约150万字的作品，也多次投给出版社，基本上是石沉大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版代理公司，隔三岔五地打电话，关心他的自费出书问题。国家正规出版社对作者的投稿不闻不问，而其代理公司却经常联系，这说明了什么？这样做利于发现与扶植基层作者吗？这样做真正有利于文学（文化）繁荣吗？

诸如此类不正常的文学乱象，造成的是文坛，尤其是杂志社、出版社被一些有特权的人长期垄断，产生了文学与文坛的相关负责人与具体办事人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远离群众的严重不良作风，相关人不以自己未能履职而惭愧，反而因自己多发表作品与多获利沾沾自喜。而基层创作者望洋兴叹，至少是举步维艰，看不到文学之路的希望。至于近些年出现的所谓一些“草根”作家与诗人，不是本文的主要话题，另当别论。

出版社与杂志社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相关人员借助自身优势，在成名思想的诱惑下，忘记了自己的主要职责，而党与政府实行的文坛或文学、文化的宽松政策，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自得者把控着，怎能有利于文学与文化的真正繁荣？怎能真正出现“百花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怎能让文学与文化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呢？

但愿是笔者杞人忧天，是笔者胡说八道，是笔者吃饱了撑的。可是，无风难气浪，文学文化坊间对此类问题的传闻比读者所浅谈的不良现象更多，有关部门真得下功夫好好整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