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张坤 刘婧婧
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离不开老师，老师被人们誉为“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在作家们的笔下，活灵活现。细细品读作家笔下的教师形象，让我们对老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作家之所以能成为作家，这与他们能遇到一个好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很多作家都不约而同的对引导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老师心存无限的感激之情。如梁实秋在《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中写到了影响他走上作家道路的国文老师徐先生，他写道：“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地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他说：“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巴巴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
与梁实秋一样，也遇到一位好的语文老师的还有肖复兴和汪曾祺。肖复兴在为纪念叶圣陶先生而写的一篇回忆性文章《那片绿绿的爬山虎》里，回忆了1963年叶圣陶先生修改他的一篇作文及请他做客的事，从中表现老一辈对青少年一代的热情关怀，以培养学生要一丝不苟地认真修改自己作文的好习惯。15岁那年暑假的一天，叶老先生邀请作者去他家做客。“叶老先生见了我，像会见大人一样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让我觉得距离缩短了不少。”“我”原本紧张、激动的心理马上放松了下来，“我们的交谈很融洽，仿佛我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一个他的老朋友。他亲切之中蕴含的认真，质朴之中包含的期待，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致不知黄昏的到来。”刻画了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先生形象。
汪曾祺是现代一位成就突出的大作家，他只所以有如此成就，汪曾祺说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影响巨大。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后，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沈从文对文学创作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并且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汪曾祺在《我的老师沈从文》中写道：“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汪曾祺将自己对沈从文的怀念从容挥洒于笔尖，文字朴素，但是字里行间流淌的都是真情。
一些老师之所以让人难忘，除了他们无私的传授学生知识外，还在于老师的慈爱、公平与伟大。魏巍在《我的老师》中，开篇就道出了对蔡云芝老师的思念之情：“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接着，用朴素的语言，记录了一个个难忘的细节：“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一个“从来不”，足见她的宽容。即便那“仅仅有一次”，也在她与孩子的默契中一笑而过。最让魏巍难忘的，是童年时被“反对派”们欺侮的时候，蔡老师给了他“莫大的支持”。所以，“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对蔡老师的无限依恋，使得暑假遥遥无期。以至于在睡梦中，魏巍迷迷糊糊地走出席子“六尺远”，为的就是去找日思夜想的蔡老师。
鲁迅先生也写过好几位老师，但在先生心中藤野先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的。先生在《藤野先生》中，寥寥几笔就把藤野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写得精彩而传神：“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在鲁迅眼中，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不自私，心胸宽阔，一心为了“我”。“特别是藤野对我的细心关照，无微的关怀，让我难忘。”然而，藤野的关怀和照顾，“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尽管“我”当时没有强烈地体会到，但是“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热情歌颂了藤野先生正直、严谨、没有偏见等高尚品德，深为鲁迅所敬佩。这样的老师无疑是了不起的，对鲁迅的影响是终生的。
孩子在成长的路上犯错误，那是难免的，但如何引导孩子面对困境，走出迷雾，这更显出老师的伟大。梁晓声在《我和橘皮的往事》里，说他去校办工厂搞义务劳动，听指派干活的师傅说橘皮有平喘、减缓支气管炎的功效，他就“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带回家给被支气管哮喘折磨得喘作一团的母亲泡水喝，果然使她的剧烈喘息减少了，后来被同学告了，他立刻成了闻名全校的“贼”。直到班主任老师，一位清瘦严厉、戴600度黑边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休完产假来上第一堂课，察觉出他的异常处境，即“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哇地哭了……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叮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如果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就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这就是最称职的人民教师，能及时扭转一个孩子的恶劣处境，给他一条生路。真正做到了“以关爱学生为荣，以漠视学生为耻”。
现代著名作家莫言先生也对一个体育老师念念不忘，心存感激。他在《我的老师》一文中的体育老师王召聪，在他“最臭”的时候帮他说好话。他因为说过一句“学校像牢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便成了“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的坏学生，付出的代价是学校给了严厉处分，只因年龄太小才没到公安局去。后来，他帮老师生炉子、喂兔子，帮老贫农挑水，不管怎么努力，在校领导看来都是“伪装进步”。直到“那天中午，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便本能地将拖鞋提在手里，赤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惊醒……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全校老师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王老师从一件小事就可发现“一个坏孩子”内心深处的善良。
编辑：傅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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