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佛学禅机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佛学禅机
安徽  牛锐

金庸是中国现代文坛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一个人，一支笔造就了一个江湖。金庸武侠小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难解之谜。上至政府首脑、文人墨客，学者教授，下至贩夫走卒，从中国到美利坚，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 金庸小说中蕴涵着儒、道、释、墨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其中尤以佛学为盛。
如果我们把金庸小说仅仅看作是“武侠小说”，那就没有领悟到小说的真谛。严格地说,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文化武侠小说”,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让武侠小说成为雅俗共赏的文体。金庸信奉佛教,且对佛学甚有造诣,因此 ,在他的小说中,通常体现了丰富的佛教思想。以佛教的“大悲大悯”来破孽化痴,用佛教的去贪、去爱、去取、去缠来开导读者,这就增加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与哲学内涵。
金庸小说里的佛学禅机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深深的现实基础的。金庸与佛禅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庸与佛有缘，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为了能够直接读懂佛经，他还潜心学习全世界最复杂的文字梵文。金庸先生在与日本著名宗教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讲述了自己皈依佛教的心路。事实上他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位大德的接引，而是亲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1976年10月，金庸19岁的长子查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这对他真如晴天霹雳，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 此后一年中，金庸先生阅读了大量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怀》，但并不能解答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康丁霍夫·卡列卢基曾经说过： “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书，由始而终。” 可能是由于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金庸先生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佛经。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名字就直接来源于佛经。天龙八部，佛教术语，天龙八部都是“非人”，包括八种神道怪物，因为“天众”及“龙众”最为重要，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八部包括:一天众、二龙众、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睺罗伽。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非人”是形貌似人，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一生对佛学颇多研究的金庸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也都临摹过佛教世界，也塑造了众多的佛界僧侣形象。比如《笑傲江湖》之中，仪琳为求令狐冲早脱苦海，念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慈悲之情，发自肺腑；比如《倚天屠龙记》之中，张无忌为救义父与少林三僧苦战，而谢逊于地窖中念诵《金刚经》妙法，劝无忌弃了人我之分，毋着世相。
金庸小说里的上乘武学有的就脱胎于佛经。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九阴真经》，其实就脱胎于佛教中的经典《愣严经》。而其中着墨最多的当属《天龙八部》。倪匡曾经说：《天龙八部》这个名字就是从佛学中来的，故事中的三位主角和佛教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理段氏累世信佛，萧峰的师傅是少林高僧，而虚竹则是僧人出身，他于西夏皇城冰窖，以三段《入道四行经》驳得天山童姥理屈词穷，真是言简意赅，仁慈之心，远胜雄辩。这一切，正如陈世骧先生所言： “有情皆孽，无人不冤”，书中涉及的情缘几乎都是“孽缘”，惟一可以例外的似乎只有那位少林寺的扫地老僧。书中融入作者做人、学佛的感悟，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深究佛理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种书来的。因为同时刻画了金轮法王、鸠摩智等僧 门败类。一些评论家认为金庸贬低少林众僧，是不喜欢佛教。但实际上他笔下的恶僧多以不得善终而结局，这又印证了佛学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证明金庸不但喜欢佛，更以佛的学说昭示天下。
金庸小说人物的性格、行为及结局受佛学的影响也相当大。金庸先生的小说中出处显示着“侠”与“佛”并存的迹象，大侠最后的结局，都表现出了一种“看破”“放下”的境界。而金庸先生小说里的“萧峰”就很好的诠释了这种境界。萧峰的最终归宿便体现了佛性思想的指引。他先是拒不受命，力谏辽王不攻宋，雁门关外，更是不顾君臣之理，逼辽王答应永不伐宋，这些都可以看出他是在拯救天下苍生，而最终的自刎之举，在他自己的口中，是儒家的忠。书中这样写道：“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这便是佛家的“舍”。这样看待问题，理由有三：其一，如果萧峰的自刎，缘于儒家的忠，那么，事先，他就不会反对辽王的入主中原，即便出于儒家的“仁”而反对武力，那么他也就会信奉“王”，他反对王，正因为心中装的是全天下的所有生命，谁为君主，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因此，他的自刎应了佛教中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狱？”这是对于全天下所有生命的一种责任。其二，萧峰的自刎，让他的生命符合了佛教的另一思想——轮回，萧峰的生命起于雁门关外，现在又终于此地；萧峰的人生开始的一件大事是有人挑起争，现在他人生结束是最后一件大事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平息一场大的争端。其三，萧峰的自刎足以体现他的“看破”与“放下”。他拔箭自刎，放下了“权”——辽国的大王，宋朝的奖赏，丐帮的帮主；放下了“情”——兄弟的友情，阿紫的爱意；同时也放下了“名”——从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头重新成为众人心目中的英雄。我想，这些足以说明，金庸先生给萧峰安排的归宿，是缘于佛性思想，是佛的归宿。
金庸小说里不仅体现了佛学思想，金庸也多次谈论佛学。金庸在和友人的一次论道中曾谈到：中国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都提倡“人间佛教”，主张佛教要入世，要为社会、民众做贡献。即大乘佛教所提倡的“普度众生”，他认为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思想。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佛家的“功德”就另有一番解悟。乔峰一生杀人无数，酒量过人，奈何少林无名神僧赞之“菩萨心肠”，被誉为“最有佛性”的人物，保境安民，以一人换两国数十载安宁，正是佛门最上乘之“无畏施”。雕侠杨过，襄阳缄下飞石而毙蒙哥，杀一独夫而息两邦苦战，救万千黎民于水火。此等功德，岂是吃斋戒酒可得?
佛家最讲究“悟”字，悟是佛家很玄妙的字眼。金庸说： “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我觉得开悟之前，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开悟之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金庸这话是说人许多时候看山看水，因为心境的不同，山和水都被赋予了人的感情色彩，等到明白了世间真谛之后，山就是山，水就是水。金庸进一步论证道：“德国康德的本体和现象，其实说的就是这些。”当问及金庸为什么如此喜欢对佛的研究时，金庸解释说： “研读这些佛经之后，我觉得看待许多事情都变得清朗，连死都不怕了，不再计较名利得失，心里坦荡荡的，无所挂碍。”
由上可见，金庸以佛教中的“大悲大悯”思想来开导读者，从而增加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与哲学内涵。难怪北大教授陈平原给予他如此高的评价； “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