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冬妩从事打工文学创作与研究二十余载，书窗红烛，精研深思，从一名打工青年成长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的历程，与“打工文学”的发展同频共振。“打工文学”的命题滥觞于20 世纪90 年代初，如今这一概念伴随着“底层”“民间”“劳动者”等孪生概念成为基本的社会化生存方式。打工阶层身份的转变，柳冬妩是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个案。这个当代中国本雅明式的大学之外的流浪学者，自20 世纪90 年代初在东莞工厂打工以来，从一个打工者成长为东莞目前最年轻的国家一级作家（正高职称）。他的“打工文学”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两次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成为东莞文学艺术的一张亮丽名片。2009 年，柳冬妩独立主持的《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实现了东莞理工学院国家社科立项零的突破。作为我市首个国家级文学研究项目和全国首部打工文学研究专著。2014 年，柳冬妩被广东省文联授予“新世纪之星”荣誉称号。2016年，柳冬妩当选为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是全省地级市中唯一当选的评论家。
         2017 年，柳冬妩成为广东省首届签约文学评论家。2018 年初，柳冬妩的专著《粤派评论视野中的打工文学》，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作品一起列入“粤派评论”丛书出版，并在北京举行首发式。

梦想从一个日子延伸
          柳冬妩曾坦言，他对9 月23 日这一天非常敏感。这一天是他父亲的生日，他说他的生命与这个日子注定有着血脉相承的宿命联结。他至今仍珍藏着那张25 年前的火车票，它所标示的时间也正是这个日子，蕴蓄着他个人最深切的历史感和命运感。他认为，这二十几年来的生活与梦想，不过是这个日子的一种暗示、延伸、召唤和演绎。
         1992 年高考落榜后，柳冬妩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他在大朗打工的最宠爱他的二姐，简直不敢相信一直被老师夸作“天才”的弟弟会突然出现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广东，走上和她同样的打工路。经二姐托人介绍，他进了一间玩具厂做杂工。其实，他的心思并未放在打工上，把今后的人生希望全部寄托在参军上，来广东只是高考后的“避难”而已。他冀望自己能在部队“东山再起”。现实总是太残忍，在老家真正应征体检时，因肝功能不符要求，当兵愿望成为泡影，这比高考惨败的打击更大、更彻底。他迟迟不敢写信把没有当上兵的事告诉二姐也没有再南下广东打工的勇气。
        1992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小年之夜，他二姐在从广东回家途中，因车祸与表妹尚红等9 个女孩被活活冻死于江西南昌的一条河里，而二姐的婚期就定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八。他悲伤过度哭昏过去，经送至医院抢救两个多小时才脱离危险。飞来的横祸使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整天哭喊不停。父亲也一下子衰老了许多，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大把大把地掉着眼泪。脆弱的他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支撑着自己，揽下里里外外的家务。
         好男儿志在四方。一年来的悲欢离合，更加坚定了他闯荡世界的决心，于是，他又一次背起二姐用了两年的牛仔包，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在上海最炎热的几个月里，他修过路、推过车、抬过大石、卸过船，用自己的文弱之身把大上海最繁重的体力活几乎都领教了一遍。天长日久，一种叫胃溃疡的病在他的身体内部展开了强大攻势，他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几块骨头，除了回家，似乎别无选择。
         1993 年9 月的一个雨夜，他在合肥下火车后，命运把他抛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归心似箭，但又想南下广东，为人生再做一次挣扎和闯荡。几番挣扎，他终于买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但在杭州火车站中转时，却多待了几乎整整一天，那一天是9 月23日。第三天，他在倾盆大雨中第二次抵达广东东莞大朗镇。举目无亲，饥饿与疲惫一齐袭来，他漫无目的、头昏眼花地徘徊在大朗街头，茫然地来到二姐之前打工的蔡边工艺厂门前，向里面张望着。睹物思人，眼前不断浮现出二姐与表妹的音容笑貌，他在暴雨中如雕塑般在铁门边呆立良久，凶神恶煞的门卫大声呵斥通缉犯似的驱赶着他。大雨如注，泪水如注。他灰溜溜地踅回到莞樟公路边，随身携带的几本诺贝尔奖获奖诗人的诗集被淋了个透湿。天终于晴了，他将《丽达与天鹅》《生活之恶》《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三本潮湿的诗集从布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放在异乡的太阳底下晾晒，心灵的创伤和悲苦也在南方的太阳底下慢慢沉淀。10 月，在老乡的帮助下，他终于进了一家刺绣厂做杂工。
       漂泊的生命一旦稳定，便迅速扎根，不断调整生长的姿势，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
      人生也许就是一个超越困境尝试生存的过程。经过几番奋斗，柳冬妩从落难街头到进工厂打工，从工厂到进镇报当编辑，再到东莞市文联《珠江潮》杂志当编辑记者，然后到东莞市科委《东莞科技》杂志社做副主编，又回到东莞市文联担任《南飞燕》杂志副主编、主编，担任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独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
时空的迁延形成了生命自身的秘密。东莞，这片迷人的热土给了他啼血的回忆，也给了他无限的天地与勇气。回首过去，他永远都无法忘记1993 年9 月那次艰难的广东之行，至今还珍藏着 9 月23 日那张南下广东打工的火车票。火车票已经发黄，但它凝固的记忆却永远刻骨铭心。很难想象，如果不是26 年前那次艰难的漂泊，如果不是终于移植到东莞这片广袤而丰厚的土地，他如何才能跨越苦难、蜕变自我，在东莞寻找到了灵魂中那种支撑人生的精髓。

从打工者到打工诗歌的创建者
          几十年来，与柳冬妩一样来广东寻找梦想和改变命运的打工青年数以千万计。在这个群体中产生了一批“打工作家”，在广东最早出现“打工文学”现象是历史的必然。
          当波澜壮阔的打工潮进入我们的视野，世界就像柏拉图所描述过的那样，那一串铁指环受磁力的感应，改变着滚动的方向。我们的写作不得不与之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呼应。柳冬妩的“打工诗歌”几乎与他的打工生活互为印证。20 世纪90 年代 ，柳冬妩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他的组诗《我在广东打工》（载《诗刊》1995 年第5 期），被评论界誉为“打工文学在中国文坛初露头角的一个重要标志”。他遵从生活现实与个人感受，力求为自己复杂而微妙的个人体验寻找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呈现城市打工一族的现代性身份焦虑，他们似乎永远都在被“试用”：三个月／拉开的仅仅是序幕／试用期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从一个日子抵达另一个日子／像从一棵树抵达另一棵树／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打工的人不敢一叶障目／要认真地过好每一分钟／每一天都是一张考卷／每一分钟都是考卷的一道题目／打工的所有岁月／其实都叫试用（《试用》）命运的鞋／把我拖来拖去／每一天都是漫长的过程／从一个槽／跳向另一槽／不断地重复着别人和自己……／自己必须成为自己的槽／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不断地向里面加入／阳光、水和美好的事情／只有这样／力量的源泉才不会干涸／打工的岁月才能让人回味无尽（《跳槽》这是带着自省和自嘲的生命书写，“命运的鞋”带着茫然，也带着对“美好事情”的憧憬，一起奔走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异乡行走∕我用双脚承载着自己这个包袱∕心已饱和∕生命中的轻与重∕人世间的爱和恨∕都让我再难以忍受∕但仍不选择抛弃”（《超载》，载《诗刊》1997 年第10 期）。这是从命运的高度来看待“人世间的爱和恨”，包含着一个行吟者的激情与破损。所谓“打工仔”亦属漂泊者和行吟者。
          既然漂泊和行吟，就产生了怎一个“打工”了得的无穷无尽的忧郁、不安、憧憬和期盼。在《棒槌》（载《诗刊》1996 年第1 期）一诗里，柳冬妩描写了离别亲人外出打工时的情景：
         最后一次槌打我的衣服／水面旋出一个又一个涟漪／波光粼粼里／传来无穷无尽的温存细语／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最后一滴水慢镜头掉下来／我看见晃了又晃的枯枝／飘落水底／我走了／母亲以最大的视角／把目光的网撒向远方／也捞不到我的身影／日后空荡荡的岁月里／棒槌将用更多的时间沉默不语
       1995 年，著名诗歌评论家杨光治为柳冬妩的打工诗歌撰写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柳冬妩的打工诗就是‘货真价实’的打工文学作品，诗行中回响着打工者的心音。”“1995 年 5 月，《诗刊》以重要位置为他发表的组诗《我在广东打工》成为打工文学在中国文坛初露头脚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1 年，著名诗人杨克在《佛山文艺》主持诗歌栏目时说：“这些年来，在数以千万的南下打工者中，涌现了不少打工诗人，谢湘南和柳冬妩是其中最有实力的代表人物。读柳冬妩的诗，你既能感受到打工一族原生态生活本真的力量，又能驰骋于诗人艺术想象的空间。”
诗人川木说：“打工诗，也许更直接地说农民打工诗，是当代中国诗坛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冬妩是这道风景的创建者与守护者。”

中国“打工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者
       与“打工诗歌”创作相比，柳冬妩的“打工诗歌”批评真正奠定了他“打工诗歌”理论阐释者的地位，因此也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从1995 年写下第一篇“打工诗歌”评论《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到2006 年出版全国第一本“打工诗歌”理论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作为“打工诗歌”的亲历者，柳冬妩真诚而果敢地肯定了“打工诗歌”的价值及其延伸意义。正如李敬泽所评价的那样，柳冬妩能“从自己的特殊状态中吸取力量，有自己特殊的批评角度和视野”。对打工者精神胎记的深入体认，对城乡文化存在差异性的超越性反省，对打工生存处境及打工者自身目标理想和发展趋势的深刻思考，以及重视社会背景下人性挖掘、终极意义的寻找和诗学审美层次的提升，是柳冬妩这部打工诗歌专著的主要特点。正如徐敬亚评述的那样：“无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还是诗歌评论的角度，柳冬妩都可以称作一位勇士。正是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简括而强烈地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打工诗人’的庞大群体，并严正地指出了其背后令人忧虑的社会异化背景。”诗人杨克也曾经指出：“也可以说是广东最优秀的青年批评家之一柳冬妩为打工诗歌大批量立论，‘打工诗歌’这个名词一时间风靡神州。”柳冬妩的评论对打工诗歌的发展确实具有一种坐标作用及前瞻性意义，他力图对“打工诗歌”给出一个新生艺术范畴的基本框架和边界，试图确立一种可供评价的规范体系。尽管这期间，外界对“打工诗歌”的命名和定义饱受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他敏锐的诗歌批评和对这一定义在学理意义的精神对接。
         偶尔我会好奇地猜想，是哪些特殊因缘促使柳冬妩从诗人转身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而且是选择一个云谲波诡、无章可循的打工文学的研究区域。他的批评文字肇始于他的诗歌评论，他的整体性文学评论是从诗歌评论起步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对“打工诗歌”的剖析与梳理。打工文学进入柳冬妩的批评和研究视野是新世纪以后的事，他早期主要从事打工诗歌的文本研究，后来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逐渐进入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研究，从打工文学整体的文学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认识角度，对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进行整体观照和深度研究。2009 年，他独立主持的研究课题《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和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项目。2010 年出版专著《内部的叙述》，进一步研究“打工诗歌”与“打工散文”。2012 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其70 多万字的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作为全国首部打工文学研究专著，这是一部关于当代打工文学研究的全面开拓之作，其对打工文学研究的纵向开掘及横向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该书对“打工文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研究内容丰赡开阔，既有对打工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阐释，如对重要的打工作家林坚、王十月、郑小琼、张绍民、谢湘南、戴斌、曾楚桥等都有专论，也有对传统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论述；既有对国内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研究，也有对国外有关打工文学背景的比较；既有关于现实主义写作的若干质疑，也有对打工文学创作与底层写作等问题的理性回应。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年来打工文学的总体面貌及其特征，成为考察当下中国打工文学最权威的重要著述。这部专著体现了柳冬妩作为青年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凡才情。作者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打工文学，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深入揭示打工文学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剖析和梳理打工文学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信息和独特的思想命题，对中国农村农民工和城市化、工业化、现代性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深刻地追问，打开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从乡村到城市身份转换的复杂情感和记忆，为我们把握城乡中国的复杂思想状况和现实境遇，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认知路径。该书在思想体系上是对其之前所有论述的一次集大成与整体的呼应。
       “打工文学”这个崭新课题，在柳冬妩的笔下被剥丝抽茧般地展开。柳冬妩更多的是通过对作家的文本分析来把握打工文学的文学特质。他对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寻根团》、曾楚桥的《幸福咒》、戴斌的《深南大道》、林坚的《别人的城市》等打工小说，以及大量的“打工诗歌”“打工散文”都进行了文本细读。柳冬妩的文本细读受到“打工作家”们的尊敬。林坚读了柳冬妩的评论，曾兴奋地致电柳冬妩，“今天是我最为高兴的一天，因为看了你对《别人的城市》的评论。在过去的20 年，我无数次地暗喜，这些评论家竟然没多少人真正地解读我在作品中暗藏的密码和隐喻，这种内心的暗喜，其实也是一种失望。可是20 年后，我见到了你，这让我大为激动。从这篇评论里，我见到了一个认真、用心且真正热爱文学的人，这我来说感受到温暖和动力。”柳冬妩对“打工文学”的所有分析均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之上，他通过对打工文学代表性文本的跟踪性阅读和个案分析，在历时性的考察中对打工文学的创作个性、群体优势及其演变态势进行共时性的反思与梳理，力求寻找当下打工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进而对打工文学的本质进行探讨，从而揭示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所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转型发展中留下的资源与困惑，以此揭示打工文学的文化身份、发展脉络、价值取向和文本探索的现代意义。通过文本细读，他对打工文学的态势走向、话语生态、叙事伦理与精神谱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力图理清打工文学的地域美学与文学伦理、文化维度与审美向度、文学个性与话语智慧、创作转型与范式建构，以及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学的缝隙与张力等一系列问题，力图清理打工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关系。
            柳冬妩思考打工文学的问题，不仅在于它牵涉现实与社会问题，而且表现在文学艺术样式上的独创。在已经出版的各种“打工文学”选本里，林坚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原载《花城》1990 年第1 期）一直占据着头条位置。这个掷地有声的小说标题已经成为打工一族的口头用语和精神印记。柳冬妩认为：“这篇小说为什么会成为‘打工文学’的经典文本？根本原因在于作者选择了更切合表达生活现实、想象和生存直觉的文本形式 ，充分地意识到小说作为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创造的结构方式。从而，以他的写作实践为小说文体形式赋予自主的意义，使我们感到小说的文体形式所具有的难以替代的魅力。这是容易被我们忽略而又恰恰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元素。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别人的城市》放置在文学而不是庸俗社会学的范畴中来加以分析，小说的人物、叙述、结构、场景、情节、细节，在这里被当作‘先锋小说’来鉴赏，而不仅仅是被当成社会学的一份材料来加以利用。” 柳冬妩发现“打工文学”中的一些文本实际上继承了先锋文学等现代主义形式上的探索，将探索的范围扩展到题材和内容方面，是一种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可贵实践。如果说20 世纪80 年代的“先锋文学”是学习西方文学的集体表征，那么今天的“打工文学”则是实实在在的本土经验的呈现。这对于中国文学而言，预示着一个新的开端和新的气象。
        宏观地观照和研究打工文学，柳冬妩寻找到两个通道：一个是找寻打工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另一个是打通打工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内在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文学中的文学、移民文学、先锋文学等艺术流派是打工文学的源头和先声。只有站在这一高度和坐标体系中进行观照，才能深入地把握打工文学的跌宕起伏以及内在赓续的精神脉流。在柳冬妩的打工文学研究中，他特别注意到了打工文学史的纵向线索以及与其他类型文学流派的横向交接脉络。他不仅系统地研究了打工文学底层叙事的奠基，及“打工文学”的文本实践、话语分析与递进成长，还看到了来自近现代文学史和世界文学视野中打工叙述的互文性观照所开创的精神源流，从而指出打工文学既是社会文化活动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进程，也是文学变迁的内在轨迹，在丰富的立论结构中兼具逻辑判断的力度。正如丁帆先生所言：“柳冬妩是一个坚守文化批判立场的打工文学的批评家。虽然他原是一个诗人，但是其文字表述中所透露出来的那份坚韧与执着，以及具有震撼力的价值立场的表白与激情使人敬佩，同时，其文章的逻辑力量也并不输给专业批评家。”
         从打工诗歌创作到打工诗歌评论、再到打工文学的整体性研究，柳冬妩的文学批评中烙上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乡村城市化和被迫不断丧失自我的过程，城市与乡村、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分化逐渐加深，城乡共识破裂，裂痕无法掩盖，这样的缝隙为文学的生存提供了言说的空间。打工文学的经验呈现，正是这一主题的最直接、最原生态的呈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当代文学的现实想象。艺术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只是艺术在自足的空间里抗拒现实缠绕的同时，还考验着人类对公共精神的开掘能力。如何让打工作品能够有效地处理历史、表达现实，这是柳冬妩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他坚持认为，打工文学应该关注个体，同时又必须要抵达一种公共性。

          他在论述中强调文学经验的公共性。他指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隐喻，打工文学从生发伊始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达，而是一种社会性集体记忆。
          多年来，柳冬妩一直在为打工文学争取平等意识。在今天，中国产业工人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来考察当代打工文学。近几年，随着宏大乡土叙事无法触及乡村精神内核的裂变，底层叙述在艺术层面经过多年的低迷徘徊也日渐被理性地认知，大众文学阅读和精英的文学性追求日益并行不悖。柳冬妩等打工作家与其他传统作家一样共同面对着这个世界，他们不是“被歧视者”和被叙述者，而是在生命“体验之中写作”，我想这对于所有打工作家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坐标。打工作家不必再以低人一等的心态去面对世界。长期以来，打工作家在传统正统文学的参照下写作，但是现在，打工作家可以说与其他传统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某些方面或许他们还占有优势，比如作为生活资源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变革的时代，以及作为思想资源的生活现场经验等，这些都是传统作家难以体验的。随着打工实践的深入和大量打工文本的涌现，打工文学更富有立体感和厚重感，同时也在不断地以它自身的发展样式拓展延伸。
         柳冬妩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和价值体认，成就了一个发生在特殊情境中庄严的文学批评样式，正是他二十余年来力所能及、持之以恒的推动，把一个平凡的文学生命和一个不平凡的文学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著名音乐学家田青在谈到小泽征尔评价《二泉映月》的一句话：“这种音乐，是应该跪着听的！”我想，同样面对柳冬妩这样的“打工文学批评家”“打工作家”，以及他们身后的浩浩打工群体，中国人应该给他们立一座特殊的纪念碑，我们对打工文学要保持内心的一份敬意。因为有人真诚地热爱微不足道的文学，同情和理解卑微的打工文学，这是我们时代社会开明进步的表征，也是文学艺术根深叶茂的基础。柳冬妩以其在场者的批评论述影响了当代打工文坛，他在打工文学研究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和他发现问题的方式与眼光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烨说：“柳冬妩的‘打工文学’研究，在与‘打工文学’的同步进取中，既具有一种随行者的见证性，又具有一种先行者的前瞻性，从而获得了自己的相当价值，并为其他的‘打工文学’评论所难以代替。”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教授认为，自从“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真正从理论上建构的就是柳冬妩。“当所有的人都并不是很在乎的时候，柳冬妩默默把这个文学现象呈现出来，将其理论体系思考、建构出来，这就是一个批评家很了不起的工作。”洪治纲说，柳冬妩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有独特性的，不仅仅是在广东文学史
上，而且是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柳冬妩都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存在。
           华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剑晖认为，柳冬妩构建了一个“打工文学”版图，这个“版图”不但体现了“粤派批评”的特色，在国内批评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认为，柳冬妩对整个打工文学的理论建构确实有现实意义，也有人文担当。柳冬妩本身就是一个文学现象。（胡磊）

编辑：傅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