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民如何预防和对抗瘟疫

古代人民如何预防和对抗瘟疫
安徽 张坤
       当前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正在肆虐，这不仅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还让人担惊受怕，谈之色变。这次由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按中医的说法其实是瘟疫，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我们对疫情重视是必要的，但过度担心，甚至恐惧则是没必要的。《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两千多年前的医著《黄帝内经》中就有预防传染病的记载；从汉代起，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晋朝葛洪的《肘后方》记载了“虏疮”（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其后的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
         但是欧洲却没有那多幸运了，欧洲七次大瘟疫，几乎每次瘟疫死亡数千万人。奠定了欧洲文明基础的古希腊居然是毁于一场闻所未闻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类在战争之外居然还有另外一场更恐怖的大魔王：瘟疫。罗马帝国的命运居然也是由大瘟疫而改变，古罗马的天花和麻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四处征战的罗马士兵给罗马带来了天花和麻疹。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前后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大大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实力。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与病毒斗争的经验是先进的，有些好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后人借鉴与推广的。现在各级政府，全国人民都在与疫情进行抗争，我们特把这些好的做法总结出来，以供大家参考使用。
一是注意个人或卫生环境，健全系统设施。古人就非常注意环境的卫生，在秦朝时候甚至有刑罚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着”要被处以罚款或鞭刑，衣冠不整面容不洁者同样有处罚，古人也讲究焚香沐浴。而且在当时城市内就已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极为先进的，彼时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垃圾排泄物随意丢弃，甚至有历史学家表示，当时的西方城邦是建立在粪土当中的，这也是西方瘟疫爆发严重的重要原因。
二是消毒处理，预防疾病传播。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疾病爆发的区域，会使用醋或者石灰进行处理。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严重的瘟疫发生时，在古代会致大量人口死亡，如果不及时安葬死者，就会加剧疫病的传播。平帝元始二年便由政府出钱给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安葬费，及时安葬死者，一方面减少疫情传播，也能安慰活着的人，帮助其摆脱困境。随着古人对抗瘟疫的经验不断积累，古人对瘟疫的预防也日渐科学。如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载：“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这就很直接地告诉人们要重视生活环境和饮食卫生。从古流传下来的腊月大除尘，端午饮雄黄酒，挂艾叶等习俗主要就是为了杀菌抑菌。到了唐、明朝时期，其抗疫都有亮点。如唐文宗李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集体掩埋，减少公共扩散，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明嘉靖年间创制“济疫小饮子”，给民间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等手段。用医治疫做得最好的宋代，还产生了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集验方》等，其上面所载方子，有一些至今还被现代中医所使用。
三是医者首当其冲，抗疫名医辈出。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四是接种减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麻痹（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五是帝王承担责任，官方免费抗疫。古代的许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时，曾发出诏书诚坦执政失误，承担责任，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级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汉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宋朝其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政府支出。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康熙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这是一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广防疫方法的例证。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
六是建立防疫管理，设立边境检疫。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加治疗。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这说明中国医生当时已经认识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为传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检疫系统。1688年，俄国是最早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 中国的种痘术还传到日本、朝鲜和印度等邻国，通过国际交流，共同防治传染性性疾病。
七是普及医学知识，加强教育书刊。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是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秦朝下令焚书时，医药书籍例外，保存了下来。元代政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等多种出版形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医药书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至今为今人所用。中医百科全书《医宗金鉴》记载了接种人痘的详细理论和方法，此书传到日本后对人痘预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八是官方免税减租，疫区施财赈灾。瘟疫的流行不但影响民众的健康和生存，还会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谴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社会的科技水平和信息传播远不能和现在社会相比，古人对重大疫情的判断和控制可能会有些慢，但针对疫情所做的措施有很多是值得提倡的。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也没有病毒病理的分析，在疫情面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大瘟疫，建安七子有五子死于那一年，曹植在《说疫气》里描述了当时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随着人类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对病毒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不管从技术手段还是反应速度都比古代要先进。因此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政府，我们一定会战胜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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